原標題:蔡元培年輕時曾相信"刺殺救國" 自學化學為配毒藥
1894年6月,正當中日甲午戰(zhàn)爭一觸即發(fā),焦頭爛額的李鴻章收到了一篇洋洋八千多字的《上李傅相書》。書中列了“人能盡其才、地能盡其利、物能盡其用、貨能暢其流”四大綱領(lǐng),“此四事者,富強之大經(jīng),治國之大本也!
這份上書由李鴻章親信幕僚盛宣懷轉(zhuǎn)呈,還有當世名流鄭觀應(yīng)、王韜等人的推薦。上書人則在天津等待著面見李鴻章的機會,以“一白其胸中之素蘊”。
戰(zhàn)爭已經(jīng)火燒眉毛了,李鴻章沒心情聽人講這些“治國安邦”的大道理,也沒工夫召見一個28歲籍籍無名的醫(yī)生。據(jù)說,李鴻章讓手下人給了他一本護照,打發(fā)他去國外考察農(nóng)業(yè)。
李鴻章如果泉下有知,獲悉此后十七年大清國的命運,一定會后悔自己當初的“輕慢”——《上李傅相書》的作者是孫中山。
孫中山果真出國了,卻不是考察農(nóng)業(yè)。1894年底,他在夏威夷檀香山籌款組織興中會,提出了“驅(qū)除韃虜、恢復中華、創(chuàng)立合眾政府”的革命主張。翌年2月,興中會在香港成立,隨即準備在10月發(fā)動廣州起義。由于事機不秘,起義未及發(fā)動即遭鎮(zhèn)壓。孫中山東渡日本。
此后16年,孫中山一直在異國他鄉(xiāng)繼續(xù)著他的革命事業(yè),領(lǐng)導了10次未獲成功的起義,直到1911年武昌城頭的一聲槍響。
孫中山年少時就自命“洪秀全第二”,讀書時與陳少白、尤列和楊鶴齡自稱“四大寇”,早有“造反之志”。而推翻清政府的革命目標,據(jù)其自稱是在甲午戰(zhàn)爭十年前:“余自乙酉(1885年)中法戰(zhàn)敗之年,始決覆清廷,創(chuàng)建民國之志!
對照之下,甲午戰(zhàn)爭前夕給李鴻章上書,滿腔熱情地“冀九重之或一垂聽,政府之或一奮起”,似乎與推翻清政府的革命理想背道而馳。其實,一直到甲午戰(zhàn)爭前后,孫中山救國救民的理想始終有著和平改良與暴力革命兩種選擇。他更傾向于前者。
正是甲午戰(zhàn)爭,讓改良和革命兩條道路,在“三千年未有之大變局”下的中國明確起來。
甲午年,以“變法”為號召的康有為,考試未中,沒能進仕。上書李鴻章未果的孫中山,“知和平之法無可復施,然望治之心愈堅,要求之念愈切,積漸而知和平之手段不得不稍易以強迫”。
第二年,甲午戰(zhàn)敗、割地賠款簽約之年,“公車上書”,康有為爆得大名,進入仕途,獲得了從權(quán)力中央“變法”并改造中國的機會;孫中山則策劃了在廣州的第一次武裝起義……
中國的歷史舞臺上,有著改良和革命兩個前進的路徑。改良觸礁碰壁,此路不通;革命披荊斬棘,找到出路。
甲午一戰(zhàn),中國國運墜至谷底,卻也由此喚醒了千年大夢,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之路開始探索。尋路,貫穿了120年來的中國歷史。
從洋務(wù)運動到維新變法,從君主立憲到三民主義,一次次地探索,一次次地抗爭,一次次地失敗。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,找到了革命的出路,卻遠沒有完成革命的目標。此后數(shù)十年,中華民族繼續(xù)著革命的主題,直到建立起一個叫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嶄新國家。
歷經(jīng)百多年的艱辛探索,中華民族終于找到了通往偉大復興的正確道路,終于走到了更接近偉大復興目標的歷史坐標點上。兩個甲子過去,滄海桑田,中國國家經(jīng)濟總量已經(jīng)超過日本,民族之氣昂揚奮進,與120年前決然兩途。
刺客列傳
政治暗殺,是清末至民國的一大社會風景。刺殺出洋五大臣的吳樾遺著《暗殺時代》里這樣說:“排滿之道有二,一曰暗殺,一曰革命。今日之時代,非革命之時代,實暗殺之時代也!
起義屢戰(zhàn)屢敗,革命頻頻受挫,前途未卜的形勢下,越來越多激進的革命者選擇了暗殺的方式。據(jù)不完全統(tǒng)計,從1900年至1911年的11年間,革命黨付諸實施的暗殺活動就不下20次,遠遠超過他們組織的起義次數(shù)。
被列入刺殺目標的,上至慈禧太后,下至總督、巡撫,不一而足。但是暗殺是個技術(shù)活,不是誰都干得了的。在眾多的刺殺事件中,成功案例其實不多,僅有徐錫麟刺殺安徽巡撫恩銘、溫生才刺殺廣州將軍孚琪和彭家珍炸死宗社黨魁良弼等少數(shù)幾次。
刺殺未果卻又得到了更大政治利益的,要數(shù)汪精衛(wèi)。1910年,汪精衛(wèi)來到北京,準備安放炸藥,炸死溥儀的父親、攝政王載灃。結(jié)果事泄被捕。獄中,汪精衛(wèi)寫下了壯懷激烈的詩篇:“慷慨歌燕市,從容作楚囚。引刀成一快,不負少年頭!币粫r間成了萬眾敬仰的英雄,連清廷也有意拉攏,沒有將其殺害。
以今日眼光視之,政治暗殺絕不是革命正道,即便對這些慷慨的刺客報以同情,其刺殺之舉也不該被提倡。但在清末,這些蜂起的刺客卻大壯革命聲勢。有志于救國救民的仁人志士,很多人都曾準備加入刺客的行列。比如后來擔任北京**校長的蔡元培。
蔡元培年輕時相信刺殺救國,自學化學,每天配置毒藥和炸藥,還專門教了許多愛好化學的女學生,因為他認為女性用毒藥刺殺會更容易成功。
另一個未能付諸實施的刺客是時年20歲的陳獨秀,他參與策劃了吳樾刺殺五大臣。據(jù)說,兩人還為究竟誰去刺殺而爭執(zhí)扭打。精疲力盡之后,吳樾說:“舍一生拼與艱難締造,孰為易?”陳獨秀答:“自然是前者易后者難。”吳對曰:“然則,我為易,留其難以待君!彼熳鲆姿畡e。
吳樾與陳獨秀是不是有過這番談話,已經(jīng)無法考證。不過,吳樾的犧牲和刺殺五大臣活動的失敗,確實使陳獨秀對中國革命的進行方式有了更加理性的思考。他開始放棄暗殺這一革命方式,轉(zhuǎn)而尋求以實際行動來喚醒國人的革命意識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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